特稿：台北书展重探冷战历史 映照台湾新处境

在台湾正面临中美竞争升温、两岸局势更趋紧绷的氛围下，今年度台北国际书展期间，两场新书发布座谈会不约而同聚焦冷战：一场从海洋视角重新理解东亚冷战秩序，另一场则梳理冷战如何重塑亚洲许多民众的跨域流动。

两场座谈会反映出冷战不只是大国对决的抽象叙事，也深刻渗入区域国家和地区的利益拉锯、乃至个体生命的抉择与身份变动。

随着北京与华盛顿在科技、供应链、军事与地缘政治层面的角力加剧，台湾在安全与经贸上同时承受压力；从外界对第一岛链的再度讨论，到台湾内部对现状能否长期维持的焦虑，公共辩论愈趋频繁。

相较于即时政经新闻多聚焦政策变化与军演风险，在农历新年前登场的台北国际书展上，有两场新书发布座谈会把镜头拉远，以冷战史的视角，解释台湾何以处在今日的位置，以及个体与社群如何在大历史中争取生存空间。

《冷战之海：美国在东亚水域的历史、战略与布局》是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员陈冠任，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时的论文改写而成。书中以海洋视角，重新诠释东亚冷战，分析美国如何以日、台、菲为核心构建岛链防线，揭示西太平洋海洋地缘政治的形成与变迁。

在台北国际书展的座谈会上，陈冠任谈到他投入研究的初衷时，强调研究冷战史对理解当代的重要性，现状“都是历史的移序跟累积”。

陈冠任把讨论核心放在海洋如何改变理解冷战的方式。他指出，过去冷战研究常以陆地、国界和政府之间的互动为主，海洋多被视为背景；但若把舞台架在海上，会看到美国与区域伙伴在军事、经济与海洋法等层面的拉锯与交易。

这样的观点也被延伸至台湾在美国战略中的位置，陈冠任回溯美国战后在西太平洋的战略调整，指出美国在1950年代推动岛链政策，是为了更灵活投射军力并避免深陷亚洲大陆冲突。 “基本上台湾的（战略）位置从1950年代开始都没有变过，它是非常重要。”

对于外界近年常质疑“岛链已不存在”，陈冠任在回答《联合早报》记者提问时说，岛链除了具有地缘政治价值之外，还牵涉美国在国际盟友之间的信用度，“所以岛链现在的心理作用，可能比战略价值还要来得重要”。

在台湾面对新冷战压力的当下，陈冠任也以历史学者的视角，试图把讨论从短期事件拉回长期结构。

他强调，第一岛链不只是军事概念，也牵动盟友互信、区域秩序与美国对外承诺的象征意涵。当美中竞逐再度强化海上战略与联盟政治，台湾社会重新理解冷战时代的海权布局与区域互动，会是理解当代安全辩论的一把钥匙。

与陈冠任从大战略切入不同，由台湾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张雯勤、阳明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教授林淑芬主编的《越界而生：冷战亚洲的移动与连结》，则将冷战研究从“大国棋局”拉回到“人的历史”，透过口述历史访问以及文本研究，突出个体并非只能被动承受，而会以自身力量和社会网络与国家互动，争取更可行的生活路径。

林淑芬在新书座谈会上指出，近年国际学界更强调冷战并非单一叙事，而应理解为多重时空下的多样体现，“冷战不是单一的，不是有一个大写的项目，而是复数的冷战”。

她在介绍书中案例时，特别聚焦冷战下的个体能动性，强调战争与体制固然施加限制，但也可能在偶然与结构交错中，为个体提供出路；不同人群会在国家政策、国际制度与自身资源之间，想方设法争取更有利的位置。

她以书中对韩战战俘的研究为例指出，冷战下的个体未必只能在回到中国大陆，或到台湾成为“反共义士”的二分选项中被动选择，而是到印度等第三国寻求出路。

书中也提到被高度政治化的大陈义胞，在遭遇安置失利、被安排至容易洪水泛滥与土地贫瘠地区的处境下，尝试透过行动改善自身状况。

她指出，义胞在台湾冷战初期“被当成是一个自由中国的橱窗”，但同时这些人也有意识地善用“反共义士”或是义胞标签，去向政府发声。

“大陈义胞”是指1955年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，随国民党政府自浙江大陈列岛撤离、迁移至台的约1万多名军民与家属，因撤退行动被视为冷战初期反共前线的一部分，在台湾政治与宣传语境中具有高度象征性。

林淑芬在座谈会总结道，难民、战俘或移动者常被迫在不同分类之间切换，并在制度缝隙中寻找可能性；个体不断地被贴上各种标签、被分类，但同时也可能在非常积极主动地运用各式各样的不同机会，包括身份选择、变造与对政策的回应。

台北国际书展这两场座谈所呈现的冷战观察视角，恰好与台湾在新冷战下的处境形成呼应：一方面，安全讨论常回到海权、岛链、盟友承诺与战略吓阻等结构性议题；另一方面，从产业链重组、跨境移动到资讯战与文化宣传，冷战式的分类、动员与边界也在日常层面重新浮现。

当前台湾社会对现状与未来走向的焦虑，促使更多人试图在历史中寻找理解框架，更反映冷战也并未因为年代远去而失去现实感，反而在新冷战的语境中，成为台湾重新理解自身与世界关系的关键切口。